了望40年丨这些年,环保领域发生的职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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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大兴安岭根河林业局约安里林场,林场职工正在为驯鹿补充饲料 于洋摄/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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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正在寻找三年前栽的树苗,松土阔坑。找不到,就刨出块半米见方的空地,栽上一棵手掌大小的云杉或樟子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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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凤所在的内蒙古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管理局(简称“管理局”,前身为内蒙古森工集团)图里河林业局管护队一共16人,每天“起早贪黑儿的”,能把300棵树苗填补进大山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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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出意外,20年后,70%的树苗会长成10米高的大树,成为大兴安岭腹地一抹不会消失的绿色。这些树的根系会抓紧土壤,枝叶会减缓西伯利亚的寒风,庇护林中的棕熊、金雕、狍子,以及南麓呼伦贝尔草原的丰美和松嫩平原大粮仓的富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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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树,以前是给放倒,现在得让它长回去。”董凤边说边挥动自制的铁锹。三年前,他手里的工具还是斧头和油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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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4月1日起,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包括董凤在内,直接从事木材生产的一万多名工人转岗为森林管护、森林抚育等绿色职业。此前,采伐量已随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开启而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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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凤只是生态领域的职业转型者之一。这些年随着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伐木工变身护林员,环保督察从无到有,河流有了河长……职业的变化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正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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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砍树到种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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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当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第一声采伐号子从图里河林业局唱响,中国的工业化历程刚刚起步。木材是工业建设的重要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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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图里河伐了30多年树的油锯手侯春才记得,那时“木头厚”,伐木小工队在一个地方“扎”两三年,树才能伐完。他伐过最大的那棵,三个人也抱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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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轰鸣声中,60多年来,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为国家提供了2亿多立方米的商品材。这些木材被运往各地,成为铁路枕木、煤矿坑木、电线杆、脚手架,助推着国家工业化建设的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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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地,一处伐木点的储量不够“吃一冬”了,巨伞一样的树越来越少,用一位老林业人的话说,“就像用剃刀把宽1公里、长380公里的森林剃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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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伐是好事。咱得给子孙留点东西。”董凤说。但刚停伐时,说心里没“疙瘩”那是假的。大家最担心的是,不卖木头,收入不就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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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管理局副局长韩锡波一直的操心事。不过他认为,停伐是为了兴林富民,意味着观念上的重大转变。“要想富民,就要兴林。过去是直接利用森林创造经济效益,现在是通过保护生态获得更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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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年,林区以旅游产业为主线,初步形成了林下经济、特色种养殖、经济林、碳汇等“1+N”绿色产业体系。除了管护员,不少人还转行干起民宿、种上土特产。通过当地组织的培训,有人第一次学会了伐木以外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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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2017年,林区旅游直接收入4.1亿元。仅下属根河林业局,停伐3年来转型产业产值就达7000多万元。“我们没让一个职工下岗,工资还逐年增加。”韩锡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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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行停伐仪式的根河林业局517工队的作业点,被队长董永胜和工友打造成了旅游生活体验区。防火期他们是护林员,旅游季就变身帮厨、宿管员。“以前每个月就指望那点工资,现在效益眼瞅比以前好,心里有盼头。”董永胜说,体验区今年毛收入已近百万,队员们在旅游旺季月收入净增三四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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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侯春才又由森林管护员转岗到了图里河国家湿地公园做厨师。工资不仅没少,旅游旺季还有奖金。他不用再在山里一住就是几个月,天天能回家,“这两年停产,一摸,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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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环保到大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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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头当空,树下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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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凤指向空中,“这两年风小多了,过去树少的时候,风在地上扯着打转。”不只风小,雨也勤了,“过去那河,穿靴子能来回走,现在可趟不过去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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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保工程实施20年来,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有林地面积、活立木总蓄积、森林覆盖率已分别由开发初期的637万公顷、6.6亿立方米、60.1%,提高到目前的827万公顷、9.49亿立方米和7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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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到运输等因素,一直以来林区主伐都在冬季。长年在严寒中作业,大部分人逃不过风湿、胃痛的折磨。停伐让董凤和工友终于不用“再遭这个罪”,如今冬天只需定期进山巡护、防盗采盗猎。“生态变好了,咱就要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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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0公里外,马强已经在环保督察战线上“盯”了12年。作为环保督察员,他是这个新职业里的老战士了。在原环保部2002年起先后设立华东、西南等六个区域督查机构之前,“环保督察”还是个新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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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强觉得,那几年正是环保工作转折的“关键期”。特别是2003年国家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并在此后将其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统领。“国家逐渐把生态环保放在了和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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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记得,2007年刚到西南督查中心时,七八个人、两台小车,天天跑企业、出应急,中心成了“救火队”。最多时,他一年有230天在外出差,行李箱用坏5个。但环境违法企业、突发环境事件还是应接不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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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底,“史上最严”中央环保督察工作启动,中央环保督察组首次亮相,“考官”由原环保部变为党中央、国务院。不久之后,6个区域督查中心更名为督察局。由“查”到“察”,一字之差,在马强看来,却意味职责的转变——从督企到督政。“’查’是调查事情,’察’不但查事还察人。”这也让责任追究成为中央督察的重点——通过督察政府履职情况,倒逼企业落实环保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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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锋不再是在排污口旁,而是在安静的会议室中。双方像在无声赛跑,一些政府和部门“想尽办法把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马强和同事则要通过走访、问询、调查等方式,从海量材料里寻找蛛丝马迹,拿到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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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责的都是地方党政领导,有些还是一把手,这就需要严谨的证据链,压力大得不是一丁点。”他感慨。特别是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的那30天,督察人员白天要看一两百份材料,晚上还要集中讨论,为每一个小证据是否成立“反复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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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驻西藏时,最低海拔也有3800米,马强和同事不得不带着氧气瓶跑现场。为了安全,督察组领导定下纪律:晚上工作不能超过十一点。结果,无人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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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还不是最大的困难。学环保出身的马强也感到专业上的新挑战。他说,“之前的工作是小环保,主要管废水、废气、废渣。现在的环保督察是大环保了,要学的太多。经济、法律不说,还要懂规划、林业、气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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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的这种变化,指向了大环保的要义:生态环保工作要与经济发展同向而行。当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处于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更需要通过环保督察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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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3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将“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改善环境质量、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中央环保督察下一步的重点。这意味着,“对于有些环境问题,我们不能简单一关了之、一罚了之,而是要结合地方经济形势,精准施策、统筹解决。”马强说,这又是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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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在他看来,付出“很值”。在拉萨,一个困扰百姓10多年的垃圾“集中营”一周之内被“夷为平地”。在贵阳,一位老人窗下的垃圾池臭气熏天,反映多年得不到解决,投诉给督察组后当夜就得到处理。“每当群众举报案件被地方政府迅速解决,我就特别有成就感。”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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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配角到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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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强用“非常明显”形容这些年地方政府对生态环保态度的转变——从过去的“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到现在“其他部门有什么事都要征求环保厅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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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海斌对此感触颇深。2017年就任北京市海淀区海淀镇镇长后,他成为辖区内五条河的第二任河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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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的海淀水系发达,但随着城市化推进,河流越来越少。2015年,海淀区启动“河长制”试点。一年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北京的425条河流有了406位“父母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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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河道治理的配角变成了主角。以前可能把河道治理放在次要地位,现在作为主要工作来抓。”朱海斌觉得,新职能带来的并非是技术挑战,“环境保护主要在于重视和怎么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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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月他都要沿河走一遍“挑毛病”:有没有垃圾堆放、水草是否过于茂盛……小问题少则一两天,至多一礼拜就要解决。不然就可能被抽查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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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实”的体现之一,就是考核机制的完善。中央环保督察组、北京市环保督察组都曾出现在河边。每个月,海淀区政府都会对辖区内的镇和街道进行城市管理测评,河道是重点。结果在全区公示排名,镇长们互相较着劲,见面话题离不开“最近又有哪些新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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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力会直接传导到主要负责河道治理的农业服务中心主任王洪奎身上。他承认,实施河长制之后“压力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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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泉河的一个排污口是处顽疾,眼看黑黄色的污水往河里流,就是找不到源头。这回,河长下了死命令:必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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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洪奎和同事一个井一个井地查,协同水务局等部门4次召开现场办公会,找到污水来自一家事业单位,又通过该单位上级部门发文责令整改,历时三个月,终于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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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招。”而如今,这样的排污口,今年上半年王洪奎已带人治理了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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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海斌说,河长制之前,河道由区河道管理所管理,周边流域的日常管理却是属地职责。多头管理使解决问题要绕一大圈,遇到推诿扯皮,只能在末端一“堵”了之。“首长负责制”就像给两点之间画了条直线,发现问题辖区政府直接处理,“属地吹哨部门报道”破解了“九龙治水”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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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长制带来的不仅是新职能,而且是管理体制和观念的改变。”朱海斌说。他还有个愿望——借助河长制和环保意识的提升,逐步恢复海淀的老水系,“让人在北方也能欣赏到水乡风景。”再现“小舟最爱南薰里,杨柳芙蕖纳晚凉”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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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了望》2018年第4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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